孙皓晖

在《大秦帝国》之后，孙皓晖这次带给我们的是厚厚的三卷本《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》。新书里他第一次提出了“原生文明”的概念，他承认这本书在思想上其实是《大秦帝国》的延续。一直力挺秦文明的他，这一次想要说些什么呢？

新书 《大秦帝国》史观的延续

新京报：如果说《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》在思想上是《大秦帝国》的延续，你同意吗？

孙皓晖：这两本书是有一脉相承的关系的。《大秦帝国》以历史文学的形式呈现了中国原生文明最高峰的时代。而《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》是以理论的形式全面理清了前三千年的文明史，其中也包括了对秦帝国的梳理。两者在史观上是一致的，都是大时代的问题，整个原生文明的问题。

新京报：你在书中提到了原生文明这样一个概念，能具体解释一下吗？

孙皓晖：原生文明是我在理论上新使用的一个概念，它指的就是一个民族、一个国家文明的整个演变中那一段生长、成熟、沉淀、稳定的时期，这就叫做原生文明。这种文明就如同一个人的生命基因一样，一旦形成，便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国家民族的命运。比如中国统一文明之后，就在两千多年之中没有变化，所以中国统一文明就是中国原生文明的最高峰。

新京报：那秦朝之后的两千年呢？

孙皓晖：后两千年，从西汉独尊儒术开始，我们的文明就渐渐走下坡路，可以说是一种瀑布式的巨大的落差。尤其从宋明理学开始，中国有了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的哲学体系，我们的思想便越来越僵化。所以前三千年的最大不同，就是它的创造性、它的跨越性、它的时代原创性，都非常浓烈。而后两千年虽然也有一些技术性的突破，在社会化方面是比之前发达了，比如局部的科技，四大发明等，但在以政治文明为核心的整个文明形态上我们并没有大的跨越。

新京报：你觉得历史上对秦朝的评价总体上是不公的？

孙皓晖：历朝历代想客观地看待秦，为秦说几句好话的人也有，但都被“暴秦论”的主流所淹没。后世客观评价秦的人就越来越少了。近代以来，对秦的态度虽然有所改观，但都不是震荡性的，没有形成普遍的共识。“文革”期间，曾经对秦帝国对法家作出了正面的肯定，几乎在当时来说是达成了全社会的共识，但是因为它是革命化的、阶级斗争化的、政治化的简单方式，后来这些观念也就被否定了。很多知识分子回到了传统的非秦道路上去了。对秦的彻底否定是中国文明的一个悲剧，现在我们对秦还刚刚重新审视，对秦形成局部肯定，但在整体上，还远未形成共识。